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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升平: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
发布日期:2017-11-23浏览次数:字号:[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以下简称基本原理) 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地位的客观根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别的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及其探索的基本方向。只有坚持以基本原理为指导,才能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脱离了基本原理的轨道,而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理论蓝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必然会脱离实际。坚持以基本原理为指导有其内在的客观根源,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首先,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源于理论自身的科学本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为什么必须坚持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 这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就是说是基本原理是否科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 世纪中期批判吸收人类以往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结晶,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证实与应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工具,既阐述了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同时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特殊原理,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本质在于其理论基础的科学性。唯物史观使人类第一次有了观察自身发展历史的科学工具。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 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西方经济学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前提,以实现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脱离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其本身是非科学的。另一方面,基本原理的科学本质在于其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科学性。立场问题体现和反映人的阶级道德、价值标准及政治态度,也是检验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价值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标准的科学本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包括资本积累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货币流通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科学阐明了私有制商品经济运行的普遍特点。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未发生根本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的科学本性未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辨证的思维方法、数量分析法等等,这些方法论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的科学本性。

  其次,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源于历史的必然选择。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2]因此,政治经济学来自生活并指导生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是中国近现代人们社会生活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近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改革发展中的根本性经济问题。旧中国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主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是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经济根源。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结果事与愿违,形成四大家族主宰的大地主、大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经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库中没有能解决旧中国经济颓势问题的工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中国消灭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使中国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有过一些失误,但这是一定程度上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规律的结果,即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不断应用基本原理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等等。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正是坚持基本原理指导的结果。以上历史发展事实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最后,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实践形态。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西方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内容,而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因此,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离不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提供有关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必须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而这一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客观依据。改革开放正是以这一规律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中逐步探索形成的。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的。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经济问题,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问题等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地位的层次性体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3]因此,基本原理揭示的经济理论与经济规律体现出层次性特征: 有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还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坚持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等加以明确区分。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绝不是遮人耳目的招牌,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体现出实实在在的指导作用,基本原理的层次性决定了其指导地位体现的层次性。具体来说,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指导有三个层次的体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商品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未来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商品市场经济已不适合生产力要求,商品经济自然消亡,未来社会只能是产品经济。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并未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决定了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与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发达生产力相差甚远,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基本原理中关于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仍然适用。正如恩格斯所说,“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仍是商品市场经济,就必须坚持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发挥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发挥基本原理中关于商品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作用,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范畴与概念,如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等,对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普遍适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范畴与规律为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范畴与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构建的指导体现。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除了揭示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5]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资本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循环周转规律、经济危机理论等,以及“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等,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特殊规律与范畴,并不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与范畴。历史上大量存在的简单商品经济,以个体经济为表现形式,剩余劳动并不表现为剥削载体,不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殊规律运行,也就不存在“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等范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资本家为了自身价值的增殖,才使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才相应有了“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等范畴的产生,也就必然按照价值规律、资本循环周转规律和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规律等运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剩余劳动也必然共同占有,也就必然消灭了剥削现象,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自然不是商品,剩余劳动也不表现为剩余价值。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相对不足的生产力之上,生产力水平还不允许实行单一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仍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特殊范畴与规律依然具有存在的条件,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等范畴仍然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规律、资本循环周转规律等也会发挥作用。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特殊规律与范畴的简单照搬。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积极探索“劳动力、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投入品、失业”等范畴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资本循环周转等特殊规律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实现形式。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构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指导体现。生产高度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客观上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有效避免私有制经济危机,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6]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状况不断动态调整的社会。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书信中指出: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 先是单个国家实行) 的基础上组织生产。”[7]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确立单一公有制,但在我国总的生产力中,生产社会化程度足以支撑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危机将不复存在。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8]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作为经济调节手段不可或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宏观调控更有力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消灭了不劳而获,不存在凭借生产要素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成果的剥削行为,劳动成为人们进行分配的唯一尺度,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在分配领域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地位的巩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具有科学本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也具有不同层次的指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就能自发得到实现与巩固。要把加强基本原理的学习教育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首先,加强基本原理在广大青年学生中的教育普及工作,巩固基本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必须确保基本原理在高校课堂与教材中的应有地位。在公共课方面,2005 年两课改革,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尽管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授课时间相对于之前的两门课程有所减少,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授课时间大为减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高校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尽管党和国家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高度重视,但一些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仍然不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没有实质性措施。

  高校不重视必然相应引起学生不重视,教学实效性较差。这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知半解或曲解,可能导致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缺失,这就为其他错误思潮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开,才更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此外,应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所有课程中的地位,甚至可对高校和学生采取一票否决制,给予高校和学生足够压力,这能有效提高高校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重视程度。在高校各经济学专业方面,作为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边缘化”,高校经济学课程中西方经济学成为显性教材,甚至一些高校以应用西方经济学英文原版教材为荣。因此,建议各经济学相关专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列为核心专业课程。

  其次,将基本原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巩固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不是教条地固守某些条条框框,也不是简单照搬基本原理中的个别结论,而是要把基本原理切实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基本原理聚焦于经济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如,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为常态性中高速增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的经济危机和关于生产目的与社会需求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伟大决策。面对经济增长乏力与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必须坚持从基本原理出发分析问题,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决策,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本目的的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现象,必须坚持基本原理加以科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必须倡导和推动“平等”“互利”“双赢”的经济全球化新模式的发展。当然,基本原理具有层次性,因此,对于不同层次的基本原理要实现灵活应用,决不能不加区别照抄照搬、胡用乱用。

  最后,将基本原理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全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态,其理论探索必然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只有坚持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有效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误入歧途。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也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理论观点,而是应用基本原理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实现基本原理的创造性发展,推动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党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

  此外,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不断推动基本原理的完善与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体系,而是一个不断随着时代而发展的开放的、动态的理论体系。既要根据时代发展和面临的新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又要不断吸收借鉴其他经济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如此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本质。(作者:邹升平,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文章转自:《经济纵横》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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