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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平,钱崇君:为人民研究历史:历史研究的根本价值取向
发布日期:2017-11-27浏览次数:字号:[ ]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 群众) 史观,是中共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政治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认识路线,在工作导向上的体现。这里所说的“工作”,包含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历史研究工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2]。这是直接对哲学社会科学包含历史研究工作提出了前进方向、实践坐标和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研究历史,这应是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永恒价值取向。

  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树立为人民研究历史的理想,站在人民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研究历史,这不应由他人来提醒,不应是一种他律,应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一走上治史道路就应有的一种内心的自觉及良知,一种时时事事肩负的责任及使命。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律决定了必须这样做,历史研究者及其研究才能被人民认可、接受,亦即被社会、被历史认可、接受。拙文《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河北学刊》2007 年第5 期) 、《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2014 年第4 期) 对以上问题已略有涉及,如今又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申论如下。

  

  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律是求真求信,真实地反映、描( 记) 述、论述历史,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学) 者的主张,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 者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 者认同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研究,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 群众) 史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或者说是根本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是掌握和发展生产工具的人,是人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也是掌握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是人民。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代表历史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其主体都是人民。正是作为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人民,创造了人类社会文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革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新陈代谢、科学技术新陈代谢、生产关系新陈代谢、社会新陈代谢都是通过创新实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新认识、新发展。而人民的需要、追求是创新的原动力,人民是创新的实践者,是创新的主体,人民是创新的根本推动力量。完整地说,人民的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民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根本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根本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人民是永恒的主体性力量。在以往、现今、未来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时代、每一个社会领域中、每一种社会活动中,人民永远是主体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一切社会发展问题、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立足点及出发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有发展规律和方向的。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是一致的。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就是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人民的利益、追求、意志、活动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体现着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民的活动规律。

  以上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人民史观的基本原则、原理,已被历史及其经验证实是正确、科学的。历史研究只有与以上原则、原理相一致、相近,即与人民史观相一致、相近,或者说用人民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才能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反之,历史研究与以上原则、原理不相一致,或相悖,不反映或反对反映人民的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创新实践,不反映或反对反映人民的革命和改革,不反映或反对反映人民的活动规律、历史发展方向,即与人民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就会脱离科学性,或者说就难以体现科学性。

  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与研究历史,必须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须有为人民研究历史的理念,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这是有内在联系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要做到、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就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须以人民为中心用人民史观研究历史。否则,不以人民为中心,不用人民史观记述、论述历史,而以英雄为中心,用英雄史观记述、论述历史,就走向为英雄研究历史,就不可能做到更不用说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就难以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没有科学性,就会被历史科学、历史学界淘汰,更不用说会被人民和历史淘汰了。

  

  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律要求客观地反映、描( 记) 述、论述历史,呈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科学性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为人民研究历史,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人民”,有抽象和具体之分。抽象地看,可以是各种不同时间、空间人民的总汇,是各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等人民的总汇。可以指全世界人民,可以指历史长河中有人类以来各个社会形态、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及今后、将来社会的人民。抽象的人民无国家之分、无民族之分、无阶级之分、无党派之分、无宗教之分、无意识形态之分,无历史、现实、未来之分。这就决定了为人民研究历史,可以是不为一小部分人研究历史,不为一个时段人研究历史,而是为整个历史的人民、为整个世界的人民研究历史。这也决定了为人民研究历史,可以是不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某个党派、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宗教等研究历史,即淡化了或没有国家色彩、民族色彩、阶级色彩、党派色彩、意识形态色彩、宗教色彩等,比较客观②。

  人民立场是科学、正确的政治立场,也是科学、正确的学术立场。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就是站在整个历史、整个世界的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可以是不站在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某个党派、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宗教的立场上研究历史,可以是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超越现实的立场,是“历史审判”型的立场,即淡化了或没有国家色彩、民族色彩、阶级色彩、党派色彩、意识形态色彩、宗教色彩等,比较客观。立场,以时间维度为标准,可分为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类; 以空间维度为基准,可分为整体性与局部性两类; 以价值维度为标准,可分为中立与偏倚两类。故人民立场可归于共时性、整体性、中立性立场,或曰客观性立场。

  为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必然涉及利益、思想理论。代表一部分人利益,代表一部分思想理论,站在一部分人利益、一部分思想理论立场上,无论是这一部分人利益、这一部分思想理论,还是那一部分人利益、那一部分思想理论,就难以中立、客观。而代表人民利益,站在人民立场上,就避免了只代表某一部分人利益,避免了只代表某一部分思想理论,或者说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及思想理论,应该说它是较为客观、中立的。这在某些方面可表述为类似于法律的客观、中立。

  站在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民的立场上,为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民研究历史,才能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西方学者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源自于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同。认同若是局限在不同主体各自隶属的小范围内部,相对主义便不可避免。所以,不断寻求更大范围的主体间性认同,正是一种克服相对主义的不懈努力[3]。即小范围内的认同,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而要克服相对主义,就必须追求更大范围的认同。而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民的认同是最大主体间性的认同,就可以克服相对性,实现客观的真实性。

  如果不为人民研究历史,不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历史,仅为某一部分人研究历史,或仅站在某一部分人的立场上研究历史,或许可以实现相对的真实性,但很难实现客观的真实性。历史研究没有客观的真实性,迟早也会被历史学科、历史学界淘汰,更不用说会被人民、被历史淘汰了。

  

  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内在规律,即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这么研究,不那么研究,与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优劣、是非评判密切相关。被评判肯定的研究成果,指示了此路可走; 被评判否定的研究成果,告诫研究者此路不通。评判具有导向性作用。

  历史及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优劣、是非,由谁评判?一时一事的评判可能会是多元的、多主体的,但最终是由人民评判,由人民决定存汰。进化论者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进化何尝不是如此? 这个“天择”,就是人民的选择,被人民选择

  了的,才能“生存”。

  从真理观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来自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践,是什么样的实践? 是什么人的实践? 我们说,这个实践绝不是少数人的实践,或一部分人的实践,而是人民的实践。完整地说,真理来自于人民的实践,在人

  民的实践中发展,人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检验真理须站在实践的、人民的立场上。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理,须由实践和人民检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是创造真理、发展真理的主体,是检验真理的主体及终裁者。换言之,人民也是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判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主体及终裁者。离开人民的立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出现偏差,即使流行于一时,最终会被人民和历史所纠正。比如,“文化大革命”史及其研究,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肯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否定;“文化大革命”人物及其研究,有的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肯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否定,有的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否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肯定,这是怎么决定的?谁决定的? 是一部分人及其意志决定的吗? 不是。是人民及人民的意志决定的,是人民作出的裁判。历史会作出最终的裁判,那就是人民作出的最终裁判。俗话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实质上就是要经得起人民检验。在历史中,在社会中,在政治中,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的选择是决定性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及历史研究中,人民的选择也是决定性的。

  从评判标准来说,用什么样的评判标准,由谁来定评判标准,这是评判的关键,对评判起导向作用。不同人定的标准,会不一样,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会有不同的结果。人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的选择是决定性的,这决定了由人民来定标准,用人民定的标准来评判,是决定性的,其他的标准及评判,都不具备决定性。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一语中的,道出人民心中会定出标准来评判天地间的是非,所以说,人民心中的标准才是决定性的。

  那么,人民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 扼要地说,就是人民利益。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会认同、肯定,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会反对、否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去研究,去工作,去努力,就会得到人民的认同、肯定。

  历史研究及其成果,是学术精品还是学术垃圾,是传世之作还是被淘汰,最终是由人民评判、决定。而要得到人民认同,被人民肯定,就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站在人民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研究历史,反映、表达人民的意志、愿望、心声、诉求,符合和维护人民利益。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①。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不朽说: 立德、立功、立言。只有为人民、为人民利益立德、立功、立言,才能真正实践、实现三不朽,即被人民肯定、传扬。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群众的口碑”,这形象地说明了评判是非的主体及终裁者是谁,道出了评判应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评判导向,才能实现评判的客观、科学。有人说“史家面前无定论”[4],而笔者认为“人民面前必有定论”。

  还有一个问题,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评判的客观、科学,也与主体间性密切相关。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人民的认同,才能作出决定性的客观、科学的评判。比如一项研究成果,在一个地区被认为是有原创性的、有价值的,但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会被定为无原创性、无价值,那它就不是原创性的成果,就是无价值的。

  四

  如何才能做到并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有不少理论与实际的问题须把握和处理好。

  一要全面理解、解决为谁写历史、代表谁写历史、写给谁看的问题。为人民写历史,就要代表人民写历史,写给人民看,而不是为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写历史,不是代表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写历史,不是写给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看。中国人写历史,不应只是代表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而应代表全世界人民、写给全世界人民看,即“面向世界”。当代人写历史,不应只是代表当代人、写给当代人看,而应代表子孙万代、写给子孙万代看,即“面向未来”( 钱大昕治史已有这样的意识:“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廿二史考异·序》) 。写历史绝不可仅追求让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认同、满意,而要追求全体人民( 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全体人民) 认同、满意。中共一贯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是为人、做事、治学的基本准则,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写历史、代表人民写历史,才能赢得人民的认同、满意。有了以上意识和信念,毫不动摇,就能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解放思想,迎难而上,敢于打破道道藩篱、冲破种种禁区,为历史研究填补空白,实现突破和创新———拿出人民欢迎的学术精品,传世精品。如此,方能出人才,出受人民欢迎、拥护的专家、大师。

  二要正确解决写什么,写谁的问题。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根本动力,写历史应以人民为中心、为主角、为主题。应该写或者说聚焦人民是怎么创造历史,怎么推动历史发展; 聚焦人民的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创新实践、革命和改革; 聚焦人民的活动规律、人民主导的历史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 聚焦人民在各种实践中创造的知识、智慧、经验、理论; 聚焦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诉求; 聚焦、解答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在各种实践中提出的,以及关注的各类问题; 聚焦、论述与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息息相关、时时关注的各种事和人……这些记述、论述都应是具体、详细、生动的,而不是空洞、点缀、一笔带过的。概括起来说,就是用人民史观以人民为中心写具体实在的人民史。不是用英雄史观以英雄为中心写英雄史,不是写或者说聚焦英雄及其实践、活动、思想。在中国,英雄史的书很多,人民史的书很少,被外国学者频频批评: 澳大利亚罗惠敏( 一作“骆惠敏”) 批评说:“有关清朝末年的革命家、思想家,你们已有了不少研究,但对当时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却触及甚少”[5]。美国S.C.皮尔森说,不明白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不注意研究“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思想[6]。有中国学者也指出:“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部群众运动史,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几乎看不到‘群众’,充其量‘群众’只是一个朦胧的布景。举例说,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包产到户,60 多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无不关涉几亿农民的命运。然而,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变革,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缺乏解释力。”[7]

  一个以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度,写历史很少写人民群众,人民史的书难产,这是不正常的,实应引起警觉,进行深刻反思②。

  “接地气”,是当前的流行语。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即接底气,接底层,接最广大的人民层,与人民情相亲,心相通,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想人民所想,研究人民所研究,说人民所说,吐人民心声,发人民诉求,即以人民为中心、为主角、为主题研究历史。

  三要着力解决用什么话语写,即建设什么样的话语体系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多次谈到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希望不断增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

  话语,是言语,是言语方式,是社会人沟通的工具,是思想和著作、文章传播的工具。话语,总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语境。一个人的书,要让另一人愿意读,读得懂,读得进,读了说好、点赞,就必须有相同或相近的话语体系作基础。为人民写历史,写历史给人民看,要让人民看得懂,看得进,看了说好、点赞,就必须有与人民相同或相近的话语体系作基础。要让世界人民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爱好和平与友谊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中国人民就必须与世界人民有相同或相近的话语体系作基础。总之,为人民写历史,就要建设人民的话语体系,建设最大主体间性的人民话语体系。

  建设人民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使话语让中国人民听得懂,听得进,乐于接受,让中国人民感到亲切。话语体系要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必须首先要有亲和力。特别是要让中国的人民大众乐于接受,而不是仅仅让中国精英分子乐于接受。而且一些很西化的话语,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外国也并非是大众化的,中国精英分子津津乐道的,人民大众听不懂,不感兴趣,难以接受,那就不可取①。要以人民大众为中心建设话语体系,不能脱离人民大众建设话语体系。要把各种话语体系综合到人民大众话语体系并完善之。

  同时要考虑让世界人民听得懂,听得进,乐于接受,感到亲切。为此,要善于提炼、创建让世界人民乐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话语。以往在中国极“左”年代的太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大批判式的、走极端式的、非此即彼式的、你死我活的、僵化的、机械的话语,动辄“资本主义的”、“反动的”……中国人民都根本不愿也听不进,世界人民就更听不进,更会反感,必须避免。毛泽东在1950 年代就已反对用词过于夸大②。如果世界人民反感的,你津津乐道; 世界人民朗朗上口的,你反感,这就难以建设中国与世界人民相同或相近的话语体系,也难以建设中国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话语体系,难以提升国际话语权,难以改变“说了传不开”的窘境。努力把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综合到世界各民族话语体系并完善之,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磨合; 也不会是一劳永逸,而是不断迎合人民的需要,顺应时代、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努力实现话语自信,这是理论自信必须的。

  总之,要做到并做好为人民研究历史,还有不少重大的理论问题须要探讨、解决。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客观、科学解决、处理好这些问题。

   

  (作者:周一平,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钱崇君,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文章转自《河北学刊》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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