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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飞: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建构与现实启示
发布日期:2017-12-01浏览次数:字号:[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角色、历史方位实现了根本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一些人对党制定的方针政策仍心存疑惑。在新解放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依然存在,这影响了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不具备党员素质的投机分子混入党的队伍,使得一批新发展的党员理论水平低,政治修养不高,与社会主义建设不相适应。一些老党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出现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全社会亟待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论,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此,中国共产党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效路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号、内容、思想、理念、价值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路线、行径,包括话语路径、文本路径、文艺路径、传媒路径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的实情,把宣传网、电影、戏剧、报纸、期刊、广播等工具都运用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元化路径。

  1. 组建宣传网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路径

  新中国成立伊始,一些反动的言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流传。若中国共产党不及时遏制反革命分子错误思想的传播,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与一切反动、错误的思想理论作斗争,势必会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壮大。此外,各级党组织在思想教育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理论宣传缺乏经常性与组织性,把思想意识的灌输当成少数人临时性工作,一部分党员运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教育引导群众,使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游离于人民思想意识之外,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无法深入到大众。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建构起自上而下的宣传体系。[1]

  党支部挑选政治觉悟高、宣传工作能力强的党员、青年团员和支部周围的人民群众中自愿在党的领导下担任宣传工作的劳动模范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担任宣传员。选拨出的宣传员需经过党的支部委员会的审查通过和高一级党组织的批准任命。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宣传员依据工作需要和自身能力,选择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工作方法,深入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人民群众宣传科学理论,介绍国内外发生的时事政治,解释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1]

  机关宣传员选取多种方式向驻地居民进行宣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1)逐户宣传和访问。(2)小型座谈会。(3)通过黑板报、读报组、民校等组织进行宣传。(4)培养和帮助地方宣传员、积极分子,推动他们去宣传。(5)进行化装宣传和漫画图片宣传。(6)在大的政治运动或纪念节日帮助驻地党的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中作宣传。[2]如浙江省委宣传部机关的宣传员帮助当地居民组建了读报组、歌咏队、识字班、文艺室等,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浙江省及杭州市的机关宣传员在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向驻地居民灌输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2]

  工人宣传员在宣传工作中采取车间报告、读报、个别宣讲等方式向基层工人进行时事政策、生产问题的宣传教育。车间报告是由工厂宣传员以作报告方式向车间工人宣传党的政策和工厂生产情况。与其他宣传方式相比,读报显得直接、灵活。读报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成立固定的读报小组;(2)自由组合,读报人固定,听报人不固定;(3)一个宣传员专负责在大会上读报。[3]读报内容的选择上,宣传员主要挑选工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朝鲜战争的消息等。在读报的过程中,宣传员还将读报与讨论问题相结合,工人不仅可以就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提问,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以供讨论交流。个别宣讲主要是工人宣传员深入到工人中去,一对一地解答工友的疑惑,有针对地解决工人的问题。

  农村宣传员的宣传手段灵活多样,除了运用传统的黑板报、座谈会、文字绘画等方式外,日常生活中的聊天谈话,农业耕种时的交流对话都可用来传播思想理论。农村宣传员宣传理论和政策最大的特色是语言表达上的通俗易懂,宣传员注意联系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事例,生动有趣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河北省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和宣传员充分利用黑板报、屋顶广播、小型座谈会、个别漫谈等方式,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和群众切身的体会,引导农民回忆、对比、算账启发其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中共宁河县靳家堼村的党组织,通过国家电力扬水灌溉站和拖拉机帮助他们增产的事实向农民进行了工农联盟的教育,使农民了解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4]

  2. 创作、改编电影戏曲作品,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艺路径

  第一,创作优秀的电影作品,渗透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化部,遵照共同纲领文教政策,大力发展新的人民电影事业,积极翻译苏联影片并介绍其他国家进步影片,抵制有毒素的美国影片,提高国产影片的质量和水平。在文化部电影局首届行政会议中,文化部周扬副部长指出新中国的电影必须坚定地继续贯彻工农兵方向,多方面地反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建设的主题。[5]

  新中国成立初期播放和宣传的电影主题主要有:(1)展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和抗美援朝英雄事迹。如苏联文献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中国人民的胜利》,以1949 年10 月1 日新中国成立人民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开国大典阅兵式作为开始,追溯了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无畏不屈、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合谋侵略中国、压迫人民的罪行,讽刺了反共反人民战争可耻的失败。《上甘岭》讲述了抗美援朝中的感人故事,讴歌了中国志愿军无畏牺牲,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2)揭露封建社会地主恶霸对贫苦农民的欺凌与压迫,反映人民群众在长期封建压迫下阶级意识的觉醒,凸显其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的反抗精神。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白毛女》将浪漫主义精神与阶级斗争相结合,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揭露了以“黄世仁”为代表的地主恶霸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和反抗精神的苏醒。(3)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批判旧制度,歌颂新政权,表达人民的“翻身”心情、“解放”情感。如历史文献纪录影片《伟大的土地改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借助典型事例叙述土改运动的过程,表达了农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成为主人的喜悦。(4)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纪录片《万象更新》选取典型事例翔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始末,生动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意义。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主题把握工农兵的方向,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

  第二,改编传统戏曲,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我国戏曲资源丰富,长期以来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若能利用好传统的戏曲文化资源,必能成为“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6](P250)1951 年5 月5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修改旧戏曲中不良的内容,革除封建迷信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6](P250)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工作者依据人民的需要对传统戏曲进行改编,“抛弃戏曲遗产中的一切反动的,有毒素的,不利于人民的部分,而保存和发扬一切进步的、健康的、有益于人民的部分。”[7](P165)如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将传统的“白蛇传”戏剧改编为京剧《金钵记》,后再度修改剧本,最终定名为《白蛇传》。改编后的《白蛇传》突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主题。田汉将《白蛇传》“报恩说”改成“思凡说”,使得白素贞与许仙之间的爱情从报恩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两人纯粹的“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象征着解放后的女性向封建礼俗宣战和与封建压迫势力抗争的新气象。最终定版的《白蛇传》使得白素贞从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婚姻自由与幸福的进步女性一跃成为具有革命性、民主性与群众性的新女性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以及她们的勇敢的自我牺牲的精神”。[7](P170)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根据清初朱素臣同名传奇改编、陈静执笔的昆曲《十五贯》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改编的佳作。“这场戏在思想上是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的尖锐斗争。”[8]《十五贯》的改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精神,以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为主题,剔除封建腐朽和糟粕成份,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塑造正反典型人物,合理安排故事情节。原先的剧本有一段关于况钟托梦断案的剧情,以“托梦”的方式审理案件不免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改编后的《十五贯》将“托梦断案”的内容情节删除,使况钟从虚幻中走进现实,意在肃清封建主义迷信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引导人民自觉地从封建迷信的迷雾中走出来。

  3. 翻译出版经典著作,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本路径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便开始起草筹建中央俄文编译局。1949 年6 月,党中央正式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并在中央宣传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这两大机构主要负责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53 年1 月29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读5 本马列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干部学习12 本马列主义著作,并把这12 本书称为“干部必读”。新中国成立后,这12 本“干部必读”马列主义著作先由解放社出版单行本,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负责出版。如1949 年11 月,解放社翻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951 年1 月,解放社又将苏联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单行本。1951 年的4 月和10 月,人民出版社又将此《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出版布面精装本和平装本。“干部必读”这套丛书发行量达到300 多万册,成为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教材。

  1953 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便开始酝酿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1953 年9 月至12 月,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 卷,直到1956 年4 月,出齐了《斯大林全集》(共13卷)。1949 年至1953 年6月,人民出版社印行斯大林著作共计41 种(包括合著7种),印数共达660.4 万册。其中1949年印行60.8 万册,1950 年印行104.9万册,1951 年印行13.5 万册,1952 年印行184.2 万册,1953 年上半年即印行297万册。自1949 年至1953 年上半年,斯大林的各种著作的中文本在中国的发行数已超过1000 万册。[9]人民出版社从1949 年到1953 年,出版列宁著作中译本43种,印行了370 多万册。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的需要,国际书店在同一时期,还从苏联国际图书公司,进口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列宁著作中译本27种,发行了330多万册。[10]从1953 年12月到1954年10月,人民出版社花费不足一年的时间编印了一套《列宁文集》(共7册)。此外,中央编译局依照俄文第4版编译《列宁全集》。1955 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宁全集》第1 卷,1956年7 月、12 月分别出版《列宁全集》第29 卷、第28 卷。1954 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已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成中文出版。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文本。1955 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央编译局依照此版本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编译。1956 年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出版。除此之外,人民出版社和其他出版机构也出版了经典作家的单篇著作、专题言论集,新版再版一批国外学者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苏联学者的研究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外,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等领导人的著作。如出版了毛泽东著作专题汇编、毛泽东单篇著作、《毛泽东选集》等。《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影响深远。

  4. 运用大众传媒,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体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媒主要有报纸、刊物以及广播。这些大众传媒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了时事热点政治。

  第一,丰富报纸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报纸是思想舆论的主阵地,是传播主流意识的重要渠道。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注重报纸的理论宣传功能,如马克思早年创办《新莱茵报》,列宁创办《火星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报纸业迅猛发展。这些报纸一方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灌输先进的思想理论,驳斥纠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大力宣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1950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各直属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的情况,指出:“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的目的和要求是:认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认识阶级斗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11]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振亚等人翻译苏联院士康·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在《真理报》上刊发的《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什么》,系统全面地阐释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还刊发了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分别于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着重介绍毛泽东哲学思想。“两论”发表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人民日报》也刊发了理论工作者解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两论”的心得体会,如1951年2月1日,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和革命行动的指针。[12]1952年4月2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赖若愚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钥匙。[13]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人民日报》大力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195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介绍了中共松江县委创造宣传总路线的好经验,指出贯彻总路线教育要弄明白过渡时期总路线,解决如何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14]1953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廖盖隆《我们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文,系统阐释什么叫做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如何对农业、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15]此外,为了肃清旧思想,塑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人民日报》结合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发文批判了《武训传》、胡适派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新文化。

  第二,创办理论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刊物,其中一些刊物如《经济译丛》《哲学译丛》《政法译丛》等开设专栏,发表苏联、东欧等专家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创办于1949年9月5日的《学习》杂志,成为研究、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刊物。《学习》杂志不拘泥传统,大胆创新,敢于尝试,注重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通过问题解答、读者笔谈、学习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读者互动。以简洁精炼、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于光远在担任《学习》杂志主编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初步,必须有系统,有计划地在一定时期内读完若干本书。一般地应先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与毛主席的基本著作,然后阅读其他若干种马列主义理论书籍。”[16]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学习》杂志第1 卷第1 期刊文指出“目前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正是符合这种情况的。例如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17]于光远在《学习》第1 卷第4 期上刊发《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指出:“现在北京以及外地许多机关和学校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继学习社会发展史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学习步骤。”“现在已有一部分人把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学完了,并依据规定的这种程序进而学习政治经济学。”[16]对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杂志于第3卷第8 期和第4 卷第4 期分别转载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刊发了理论工作者和读者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心得。如艾思奇的《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王惠德的《〈矛盾论〉学习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阎素的《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和《学习〈矛盾论〉,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

  第三,举办社会科学学习讲座,介绍理论知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特意邀请社会科学的理论专家开展学习讲座,介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为了解答京津各大学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当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特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定期的广播学习讲座,讲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领导权问题”等内容。[18]此外,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学习讲座还向听众介绍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如195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段邀请艾思奇、于光远等理论家举办《社会科学讲座》,各地机关单位、学校、团体等都踊跃收听。1950年4月,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播讲“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劳动创造人”和“劳动创造世界”等内容。1950年4月28日,章乃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新形势下工商业怎样办?”。1950年10月,郭大力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播讲“帝国主义论”,详细讲解列宁所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重要问题。社会科学讲座成效明显。在收听完《社会发展史》讲座后,察哈尔日报社收听小组举行了考试,平均分数在70分以上。上海普陀区人民政府学习小组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反馈中写道,一般同志经过此次学习,均能建立起劳动观点,加强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19](P131)

  此外,广播电台还通过举办纪念和庆祝活动传播社会主义理论。1952年11月6日,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5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苏联广播,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54年3月1日到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节目,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传播的现实启示

  为了寻求公民对新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认同与支持,强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和规律。时过境迁,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处境与当前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具体作法也存在片面和失误之处,但是历史发生过程中所蕴含着的规律,透视出的真理,被实践检验了的科学方法,前人历经心血、充满智慧总结出来的经验,为推动当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借鉴。

  1.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建设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在一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20](P179)思想理论不会自发地渗透到社会活动的任一领域,也无法自觉植入到人的思维意识中去。思想理论的宣传必须要有专业的队伍来完成,其队伍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宣传的质量与水平。思想理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主要包括了理论的生产者、加工者、宣传者和反馈者。生产者的主要任务是理论的创造,使生成的理论符合客观实际和时代诉求;加工者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炼外来或者是本土思想理论,使其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借助传播媒介,将思想理论向大众普及,使其大众化;反馈者的主要任务是跟踪理论传播的实效,及时反馈,评估成效与不足,优化改进理论。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其生成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随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率先被俄国思想理论家加工,形成了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

  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首先要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水平高、业务素质强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负责对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加工创新,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吸收外来思想的文明,融入中国元素、中国特色,使科学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习近平历来重视专业化、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点要求“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21](P27)为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另外,中国共产党灌输主流意识形态,掌握、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还需要“发动与指导全党一切干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去进行他们所能够的又需要的宣传教育工作”,[22](P373)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宣传队伍,这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中间纽带。理论宣传队伍主要传播原生态、次生态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理论宣传者除了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还要及时向理论加工者反馈学习者接受和认同理论的情况,以便完善和创新理论,提高宣传实效。

  2. 借助大众文艺表达方式宣传思想理论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23](P8)大众文艺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能改善文化生活,丰富休闲娱乐外,还具有承载思想理论、育人化人的功能。大众文艺借助其多样、通俗、生动的表现形式将文化知识、价值观念、思想理论、制度政策融入日常生活,使晦涩的知识通俗化、高深的思想生动化、抽象的理论形象化、笼统的制度具体化。丁玲在论述新的文艺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有些人看一本新文艺的书,要比看一本马列主义的书有兴趣”,“看一本土地改革的小说,中间描写干部如何下乡,如何划分阶级、分土地,看了以后增加了很多知识,扩大了眼界,对农村有了初步的了解,比看一本讲土地政策的书容易看得进去。”[24](P124-125)从中可以看出,大众文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阐释理论、宣传思想、传递真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观念能深深根植于人民心间,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接受,绝不是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理论灌输,而是寄附于传统的民谚、戏剧、小说等习俗文化,借助于民间艺术表演活动,被赋予鲜活的生活气息,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语言、形式生动表达与演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要借助“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大众文艺,[23](P14)用人民群众喜爱的方式,“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23](P14)实现知识的灌输、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引领、理论的普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嵌于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形象艺术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入耳、入脑、入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单一平面变成多维的立体,由抽象的理论变为直观的现实,从书斋走向实践,走进生活,实现科学理论内在的精神品质与外在的行为自觉的统一。

  3. 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和通俗理论读物的发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认真研读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用欧洲语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将经典文本的科学真理置于中国语境,运用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进行转述,保留经典著作原汁原味的同时又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习近平历来重视研读原著的重要性,他在中央党校谈领导干部读书问题的讲话中谈到:“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25](P123)并要求领导干部精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两部文集中的代表性篇目。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直接指出“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21](P12)为了提高全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必须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现经典作家思想的博大和深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大繁荣、大普及。

  自2004 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中央编译局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外文版本的译文重新进行审核和修订,翻译出版了10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 卷本《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版,《列宁全集》第2 版(增订版),《列宁选集》第3 版(修订版)。为了能精准展示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理论指南和智力支持,也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党员干部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高质量的文献支持,中央编译局还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等重要理论文献典藏的收集整理和编译工作,与人民出版社保持密切联系,组建一支高标准、高水平、高效率的专业队伍,加快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集中力量尽快编译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和各种马列著作单行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当前,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强烈,学习热情高涨,思想觉悟较高,急切渴求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精品读物。新闻出版机构应联同理论专家走进基层,走向群众,深入实践的现场,了解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以此作为确定出版读物的选题与写作的来源,从人民群众中间发现问题、启发灵感、获得真知,编写和出版符合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内在诉求的通俗读物。如中宣部等部门针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编写了《七个“怎么看”》《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理性看齐心办》《改革热点面对面》《法治热点面对面》《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等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用人民日常通俗易懂、形象有趣、生动感人的大众语言与切身事例来进行阐释,增强理论的穿透力、感染力、解释力,凝聚人民群众对理论知识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共识,化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行动。

  4. 推进传统与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

  传播媒介是思想理论传播的基础保障,“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26](P9)当前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传播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信息网络成为思想理论宣传和现代交际的新型渠道,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新媒体的产生,打破了传统媒介的结构与秩序,丰富了传媒形态,成为人民日常生产、消费、交往和活动的重要场所。科学理论要占领舆论高地,就必须遵循媒体发展与思想理论传播的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7]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学习,扩大受众群体,丰富人民接触、获取、接受知识、理论和观念的途径,提升大众的知识文化素养和思想理论水平,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中国元素和民族特色,做到理论的宣传教育符合实际、贴近生活、服务人民。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思想理论传播提供新的平台。当前,要及时将新兴的互联网、智能手机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去,充分发挥新媒介快捷、高效、方便的优势,凸显新媒介高速数据传递,引领主流舆论,传播大众文化的功能,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渠道,建立线上与线下的理论宣传教育无缝链接,传统与新型传播媒介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全覆盖的宣传平台,夯实思想宣传阵地,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与媒介教育氛围,建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选择多种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取得了可喜成效,批判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赢得认同。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初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逐步形成了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家观念,阶级意识,“主人翁”思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作者:徐建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文章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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