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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之根基
发布日期:2018-05-08浏览次数:字号:[ ]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发展都是以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逻辑起点和发展基础,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将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变革及其所建构的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与比较优势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而其制度自信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是建立在人们深厚的历史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其根源凝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精神之中,这是制度之信的历史逻辑。

  一、文化自信精神是我国制度自信的根基

  “制度”和“文化”的概念一样,都是很难做到精确阐释的概念。一般而言,制度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保障国家社会有效运行而有目的、有意识、有理性建构的政治法律规则、规范、准则及其组织构架体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文化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思想、信仰、知识、精神、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成果,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由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所以,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蕴含着一定历史时代丰富的思想精神、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秩序规范等文化内涵。因此,一种社会制度自信只有建立在深厚历史文化蕴含的自信精神上,才能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

  制度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都要受到人们的思想知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精神意识等的影响。因此,没有文化的人类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没有文化精神内涵的制度选择与建构也是不可能产生的;与之相对应,文化所蕴含的知识精神、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也都能从一定时代的制度选择与构建中体现出来,即制度体现着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历史传承。当一种制度表现为一定规范和准则时,必然反映出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没有文化精神和价值目标的制度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同样,没有制度规范的文化也会失去保障而漫无目标,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因而制度的选择与建构必须立足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和具体实践,必须具有推动一个国家发展进步需要的价值目标。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形成与文化相适应的制度自信。正因为如此,文化思想理论的创新又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制度变革的先导或“人文路径”。其表现在:一是文化为制度的产生发展提供思想基础。一种制度的产生是人们依据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进行有目的的理性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必然是人们既有的文化思想观念的产物,人们依据思想观念、文化精神、历史传统创设制度。事实上,从中外制度史的演进看,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生成、发展都要受到该社会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影响。二是文化为制度的产生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并直接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心理意识、理想信念、精神风貌,而它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该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此,制度的产生发展必须要有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价值和思想精神来支撑,只有如此,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三是文化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制度自信不只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它依赖于文化的滋养。先进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反映、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社会进步的方向,因而必然促进制度的向善进步;落后甚至腐朽的文化由于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因而必然制约束缚着制度的发展进步。因此,在先进文化的涵育下选择与建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制度是一个民族、国家和先进政党的本质要求。

  正是制度与文化上述深层的历史逻辑关系,我们才有可靠的依据指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自信直接根源于其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一个国家和民族,一旦丧失历史的集体记忆,现实和未来就没有了根源,更谈不上文化的积累和制度的创新。同时,从本质上讲,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民族精神自信,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坚持一种“文化自信精神”,就是对几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信。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是历史传统文化的具体形态和表现形式,也是文化自信的核心思想观念,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永续发展、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和思想基础,更是制度自信的内在历史逻辑。因此,只有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才能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心认同、清醒认识和理智把握,从而自觉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荣使命。事实上,从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国家制度来说,既有古代的因素,又有现代的因素。前者是本土化的,例如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制度;后者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又需要以传统文化为载体才能发挥指导思想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经历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实践后选择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建构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借鉴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适应了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是中国人民自觉自主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其与生俱来就带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自信精神的基因,这是今天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民族精神支撑和社会心理基石。

  二、制度自信的建构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

  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价值体现在文化自信精神之中,因而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自信的精神力量,只有这样,制度自信的构建才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十八届中纪委向党的十九大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品格。”[3]正是独特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孕育的国家大一统、集体主义、天下为公、与时俱进、勇于变革等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与建构,这是制度自信的根与魂。自秦汉以降,传统中国是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才得到稳步发展的,从人类发展史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人口众多、土地辽阔和岁月漫长中始终坚守国家的高度统一。尽管期间也有短暂的民族纷争与对抗,存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主流,而形成国家统一局面的文化基础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始终强调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这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具有非凡的意义。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制度在向现代国家制度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性是与中华文化长期孕育的民族文化自信精神分不开的。这一点是与西方民族国家不一样。西方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统一,克服分散性,而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长期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原有的高度统一性,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因此,从这个对比角度讲,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和进行制度选择与建构时,就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制度模式,必须走中国自己建构和创造制度的新路。这种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完善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起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内在统一和国家整体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从传统转向现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这一历史责任和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决定了这一国家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二是创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就是要在保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以最广泛的民主,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既充分发扬民主,又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国家有效地动员一切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是坚持国家统一,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继承着在统一的国家创造自己历史与文化的传统,共同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开展,各民族为反抗外来侵略、粉碎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更加紧密团结、众志成城,建立了深厚的民族友谊,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四是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特色与优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传承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效凝聚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4],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推行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不同于苏联等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这一制度规定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而造成的政治动荡和缺少监督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制度的本质是团结合作,各政党之间既不争权夺利,也不相互攻讦,有利于保持国家政局的统一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反复比较而创设的以中央权威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组织结构和形式,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都与传统的中国国家组织结构和形式有本质的区别,但就实现和保证国家政令统一而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记忆是一致的。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还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集体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文化自信精神。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理关系基础之上的,强调集体本位,其文化自信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集体主义,这与西方强调个体主义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中内涵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国家社会层面要求个人具有自觉的内在道德,服从国家社会的整体需要,在家庭层面要求自觉遵守伦理规范,尊敬先贤,关爱弱者,相互帮助,同心同德。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广大民众深信国家权力的道德至善,使其处于社会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进而以此理念来设计和建构国家制度体系。同时,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社会的整合能力,包括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政令的贯彻执行能力,以及危机应变能力等,这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迈向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以集体的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它有利于集中和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用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迅速完成国家制定的战略目标任务,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思想一直是为后世的思想家所推崇肯定的。“天下为公”是古人提出的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理想,从孔子的“有道”之世、庄子的“至德之世”,到孟子的“王道”之世、荀子的“王制”社会,这些圣贤思想家们都意在追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里,选贤任能,团结和睦,人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人公而忘私、各尽所能,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5]这一美好蓝图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坚持不懈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目标,也成为后来历代思想家建构“平等”“均富”“大同”理想社会的重要政治思想资源。尽管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些思想理念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将广大劳动人民当作国家的主人,但当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思想理念便成为现代中国人自主选择和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思想资源。

  需要强调的是,具有灵活的制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体系拥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从来不乏与时俱进、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从《周易》的“变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到韩非的“先王不足法”,“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从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到王安石的“有变以趣时,而后可治也”,从荀子的“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到周敦颐的“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6]无一不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处在生生不息、运行不止的变化之中,只有认识时事变化,并不断勇于变革创新,才能使社会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可以说,这些古代经典思想精神理念,生动记录了我们先人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细心观察和深刻思考,也凝结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变革自信精神。进入近代,先进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为挽救民族危亡,继续秉承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和勇于变革的文化自信精神,坚持不懈地探索着国家的出路,寻找着社会制度变革的路径。从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农民起义希望通过《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建立乌托邦的理想天国;从早期维新派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口号,发革新变法之先声,洋务派提出“练兵制器”“自强求富”,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呼吁“大变”、“全变”,“变者,天道也”,进而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国家。这一系列的变革社会体制和制度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深沉的爱国情怀和传统文化基因里流淌的勇于变革的历史担当精神。而接过历史接力棒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己任,以崭新的斗争姿态和长期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几千来自强不息、勇于探索和改革创新文化自信精神的表征。

  当然,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远不止以上这些。如“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的文化自信精神,强调选拔优秀人才必须以德为先,然后才是其学问才识、资政能力和治理艺术,并通过察举、征辟、科举等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化路径,把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包括寒门子弟选拔到国家各级组织机构,使得古代中国在国家治理水平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些对当今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并与西方国家仅仅依赖所谓选举竞争而造成的尔虞我诈和冲突内耗形成了鲜明对比。再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思想理念,提示我们在运用制度反腐时必须常抓不懈,时刻警钟长鸣,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思想、理念等都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7]因此,我们完全能够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中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与源。

  三、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特有的文化自信精神,不仅塑造了我们民族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人格意识,成为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且也孕育了我们民族先进的制度文明和制度自信,并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新时代要坚持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

  首先,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要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为制度自信筑牢精神根基。如前所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和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的自信精神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文化自贬”、“文化自卑”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经济后盾向我国输入的文化价值理念,一部分人开始极力吹捧西方文化,大谈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甚至贬低、否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对我们民族文化妄自菲薄,失去自信,导致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途抱持怀疑态度。为此,我们必须筑牢制度自信的文化精神根基,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中汲取治国理政的丰富历史经验和各种有益的政治智慧,使其成为新时代制度创新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条件不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中国的未来决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8]因此,必须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对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顶层设计,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丰富的制度文明内涵,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我们永葆制度自信的文化自信之思想源泉。

  其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要立足新时代制度创新实践,为制度自信注入蓬勃的精神活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民族文化自信精神的智慧和营养源泉来自于社会生产实践,正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营养和智慧,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催生着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自信精神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必将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充实,因而只有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伟大实践,从新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时代营养和智慧,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度创新发展的要求。因此,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悠久历史文化凝结的文化自信精神必须直面新时代国家制度创新发展的实践要求,着力培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精神的制度建构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的鲜活生命力,也才能为新时代制度创新和制度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价值观支持。

  再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要坚持辩证思维和世界眼光,为制度自信提供比较优势。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就可以故步自封,拒绝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借鉴。一方面,中华文化孕育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它所蕴含的文化自信精神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巩固发展、对国家制度文明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文化精神基础,只有扎根本土民族文化自信的土壤,我们的制度建构才最可靠、最现实、最自信。另一方面,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华文化是在不断融合世界先进文化的合理有益成分过程中发展丰富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9]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必须坚持辩证的科学思维,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充分吸纳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有益成分,取长补短、择善从之,不断丰富文化的时代精神内涵,使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能穿越时空、超越国度,为人类解决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建构和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困境提出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最有说服力的选择路径。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18年03期。作者: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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