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拜读程承坪教授的《作为价值观的社会主义——重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刊于《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3 期，以下简称“程文”），深受启发。此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程文对以上两个问题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拜读之余，觉得此文一些观点值得商榷。特撰此文，求教于程承坪教授及学界同仁，并希望对当下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价值观社会主义”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意
程文开篇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应厘清“社会主义”这个核心范畴，然后提出制度观、社会观的社会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相契合，社会主义仅是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程文认为“唯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笔者以为，这可能是程承坪教授的个人臆测，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曲解。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域中，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的先进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观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并非单纯对资本主义价值的批判，而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与价值双重视角的严谨审视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从制度与价值双重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预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根本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制度与价值两方面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资产阶级卫道士们千方百计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价值支持。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敲响资本主义制度“丧钟”的同时，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也进行了猛烈抨击，对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非平等”“非自由”给予了坚决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双面性：资本主义一边公开宣称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而另一边却是财产私有制决定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法律条文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形成鲜明反差，形式公平与内容公平相互分离，“革命的缄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嫉妒”[2]。
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发现了这种不道德的表面性，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非道德性。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恩格斯在评价工人的处境和待遇问题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4]因此，要改变资本主义的道德境况，结束资本主义虚伪的价值观，就必须首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是制度与价值的逻辑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唯物史观，论述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因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了从空想社会主义以来，各社会主义流派中片面强调价值建构而忽视制度替代的传统，把制度与价值结合起来，实现了社会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逻辑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社会必然建立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立的公有制之上：“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7]因此，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避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片面谈论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空想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思维定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做过批判，这里无需赘述。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要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必须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制度前提，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8]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基本物质前提，“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必须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人们才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的先进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必然是社会制度与价值要求的逻辑统一。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必然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适合先进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全新社会制度，也是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社会形态，当然也必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三）价值观社会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意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是制度与价值的逻辑统一。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包含制度与价值两方面内容，制度与价值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支撑的单纯价值观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意。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脱离基本制度研究一定社会价值观念的单纯变化，主张深入到社会制度的背后寻找价值观变化的根本动因。他们认为，价值观念决不是抽象的单纯概念，而是现实利益的映射，价值观归根到底受社会制度的约束。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0]一定的社会制度必然存在与之相适应、为之服务的价值观念。马克思指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11]一定的价值观总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社会制度的评判不能单纯从其价值观来解释，必须深入到整个生产方式中去。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2]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价值观对一定社会制度的引导、维护与巩固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社会制度的变更时，突出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价值观对一定社会制度必然具有引导、维护和巩固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3]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把社会制度的变迁与价值观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价值观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与一定制度相符合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了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变迁，每一种社会制度下都有与之适应的价值观。马克思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 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14]他从资本主义现实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相互依存性，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15]。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伦理批判，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价值观的必然联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把对资本主义虚伪的自由、平等观念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6]同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获得真正平等、民主和自由，马克思指出，“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17] 。
综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观阐明了，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观的逻辑统一。程文否定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的生产关系，而仅是一种价值观，剥离了生产关系的制度属性，使价值观变成一个抽象概念，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概念的抽象化。程文认为，“社会主义仅是一种主义、一种思想，旨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一种价值观”，并且认为“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18]；进而认为，“社会主义仅是一种理想或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就是无产阶级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求得翻身解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作为一种价值观或价值追求，我们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标准去衡量它”[19]。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便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理想或追求，这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问题是，无产阶级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求得翻身解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这些都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上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抽象的公平公正，都是一定社会制度上的公平公正。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的公平公正，只能是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公正。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上，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也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公平公正。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是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排除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程文认为，“只要某国在努力践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可视为在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20]如果是这样，那些北欧福利国家就是社会主义了吗？前苏联、东欧和改革前的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吗？把社会主义单纯理解为一种价值观，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贯认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20 世纪以来流行西方的改良主义思潮，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作根本性的变革，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社会福利就能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社会党国际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21]
民主社会主义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单纯价值观。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指出：“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是对经济的民主控制”[22]，把社会主义仅看成是追求“自由、平等、团结”等价值观的过程。[23]
如果仅仅把社会主义仅理解为一种价值观、排斥制度形态与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根本无法达到它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所揭示的制度光辉与历史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不仅应有科学的制度体系，而且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价值内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逻辑统一。苏联演变的历史证明：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就失去制度基础，党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改变，最终将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失去了制度保障。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价值观只能是建立在一定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不存在脱离具体制度的抽象的价值观。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价值观，必然只能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意识领域的逻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切实实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程文以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为立论基础，“委婉”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生产关系。但他所说的生产关系是剥离了社会制度属性的价值观，而脱离了社会制度的社会公平公正只不过是理想中的、抽象的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概念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即经济基础，包括所有制关系、人与人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人与人的地位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程文从三个层次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们沿着程文三个分析层次的思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个相关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异同问题
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前者属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实现自身解放的政治经济学，后者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学。两者的立场、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都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程文并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本质。《程文》仅从概念与内涵、时间起点两方面概括了两者的表面差异，虽然程文阐述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作为两者的共同研究方法，但对两者的共同本质避而不谈。程文立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观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下位范畴，也
是一种价值观。程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而间接地否定了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观点。”[24]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就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多次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的生产关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价值观的统一。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首先，程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时候，罗列了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观点，并列举了当下的两种不同观点。程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调整。程文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生产关系及其调整，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追求公平公正，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5]。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词汇，回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重要内核在于所有制关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把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绕过所有制核心，狭隘地理解为人与人公平公正的关系。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生产关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6]。然而，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从广义理解，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中都存在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范围。从生产关系的内容来看，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核心，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因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过程中的全部生产关系，都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研究内容就是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经济地位关系。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人与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在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替代的同时，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包含社会制度与价值观两个层面，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前提。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但不能因此割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是商品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商品经济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当代中国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学科。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27]
其次，程文论述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差异问题。程文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它既研究人与物的经济关系，也研究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因此它既包含科学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成分。既不能把它完全科学化，也不能把它完全人文化，而是要把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经济学有很多子学科……如果一个子学科侧重于研究人与物的经济关系，那么其科学的成分可能会多一些；如果侧重于研究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那么其人文的成分就可能会多一些。”[28]笔者以为，程文这种认识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异，也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之所在。经济学也好、政治经济学也罢，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社会制度。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假设前提，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如何增殖和利润最大化，这种研究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难道，西方经济学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科学性就多一些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科学性就少一些？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科学与不科学在于，能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就是揭示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就是科学。西方经济学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前提、以实现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脱离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其本身就是非科学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而进行的新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总结。因此，从研究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涵是逻辑一致的。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是对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生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具体实践形态，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适合生产力的要求，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过程中，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调整、分配制度的变迁中，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其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化相适应，并最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力高度。因此，生产力原则体现生产关系调整与变革的社会规律性。而合规律性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根据这两个规律，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合生产力的要求，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要求。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联系生产力，研究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就必须联系经济基础。试图跨越一定经济基础来追求一定的价值观，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类实践的目的性是以合规律性为前提的，追求社会公平公正既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力，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制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经济关系，联系经济制度来研究社会公平公正。程文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制度，很难起到指引生产关系调整的作用”，这种认识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理解生产关系的含义及其内容，把生产关系狭隘地理解为剥离了所有制关系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应该正确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关系范畴的内涵，这是弄清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认为，人与人公平公正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发展范畴，这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动态性吻合。程文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是静态概念，易于变为一种制度标准，缺乏弹性，很容易使急功近利的人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利于符合这个制度标准，国内外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29]。程文并没有理解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把两个概念看作毫不相干。事实上，这个惨痛教训不是在于把社会主义作为制度，而是在于没有能够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脱离了生产力的状况，这个教训的根源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正如一个人盲目追求某一目标而失败了一样，失败根源未必在于目标本身，而可能在于本人脱离了自身实际。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一个静态概念、缺乏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误读。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调整变化的社会，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书信中所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0]。虽然我们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否定了单一公有制，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并非人的意志所为，具有客观必然性。[31]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长期过程。资本主义制度从14 世纪萌芽到17世纪的确立，再到19 世纪的稳定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历长达五百余年。前苏联、东欧和改革前社会主义制度的挫折，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失败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制度而仅是价值观，其实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只有通过经济制度的不断变革与调整，才能不断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实现“无产者或劳动者的翻身解放”，在实现共建、共享中朝着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努力前进。（作者：邹升平，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转自《探索与争鸣》2017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