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科技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组成部分。2018 年，中美之间以“关税”为焦点的 “贸易战”迅速升级为以“芯片”为焦点的“科技战”， 十分显著地突显出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重要性。 对此，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 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 :“中国要强盛、要复 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 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第一，理论创新与科技 复兴的内在关联，如洪英俊在考察中国科技史的基础 上，指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民族科技复兴的 指导作用;第二，“科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 地位和作用，如徐冠华从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 角度阐释了高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第三，“科技 复兴”的中外经验比较，如刘娟考察了俄罗斯的“科 学复兴”进程］。就此而言，学界对中华民族“科技 复兴”的探讨，多是针对某一层面问题的“局部性”研 究，要么聚焦于理论分析，要么集中于实践考察，要么 致力于经验比较，少有立足于“实践问题”和“经验总结”，并进而上升为“理论探索”的“整体性”研究。 2018 年中美以“芯片”为焦点的“科技战”，显现出一 个令人困惑的实践问题: 为何中国在“经济优势”下，却出现“科技话语”的“局部失语”现象? 其根源何在? 有何解法? 于是，本文就立足于这一“实践问题”，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研究中华民族“科技复兴”在“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过程中的战略价值与多维策略。

 一、面对复杂国际形势 : “经济优势”如何走向 “话语优势”

 ( 一 ) “经济优势”下的“局部话语劣势”怪象 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极大地提升了自 身的经济实力，2017 年中国经济 GDP 实现了6．97%的 增长。可以说，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已具备一定的 “经济优势”。但奇怪的是，在这种“经济优势”之下， 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却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部话语 劣势”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提供的 “话语议题”不足。马克思说 :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在国际社会，“话语 议题”的设置往往对“话语导向”，乃至“话语权的归属”产生关键性影响。例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反华言论便是中国“被动”应对的话语议题，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则是中国主动提供的“话语议题”，显然，后者更利于中国掌握国际话语权，形成 话语优势。其次，中国引领的“话语导向”不足。在“话语议题”形成以后，“话语导向”的作用便突显出来。那 么，引领“话语导向”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 主要是“主流国际媒体”的构建，包括国际传统媒体和国际新媒 体。例如，CNN、VOA、泰晤士报等传统媒体，Facebook、 Twitter 等新媒体便常常主导着国际舆论的导向。对此，中国的“主流国际媒体”构建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再次，中国主导构建的“话语规则”不足。马克思说 :“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 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 ”“话语规则”也是如此，它并不是偶然性的话语交流形式，而是具有一定固定性的交流框架。于是，特定范围内的“话语规则”由谁构建，谁就有可能长期位居此范围内的“话语优势”地位。但是，当前由中国主导构建的“话语规则”仍然不多，提升空间很大。

( 二) 辩证转化 : “经济优势”走向“话语优势”何以可能既然在一定“经济优势”之下，中国在国际交往 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部话语劣势”的现象，那么，“经济优势”走向“话语优势”何以可能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做好二者之间的“转化”工作。何为“转化”? 这是一个辩证法范畴。在人类思想史上，“转 化”范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哲学探讨。在古希腊哲学的最初探讨中，尽管已提出多对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范畴，但是它们之间是没有“转化”关系的，比如毕 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奇与偶”“正方与长方”等范畴就是这样的“静止性”规定，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 “一些枯燥的没有过程的、非辩证的、静止的规定。”此后，范畴之间的“转化”关系被逐步发现。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转化”是作为万物始基的“火”的基本属性，“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由此，人类的辩证思维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集中体现为“转化”范畴的广泛运用。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转化”范畴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和总结。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转化”范畴联系起来的，这一点在名著《小逻辑》里体现得尤为明显，书中“存在论”部分将“范畴的运 动”总结成从“有”到“无”，再到“变”的三个相互“转化”的环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转化”范畴得到了新的科学论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 :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 。在这里，“共存、斗争、融合”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旧概念向新概念的“转化” 过程。由此，“转化”范畴在唯物辩证法中得到了较为成熟的界定。那么，中国从“经济优势”走向“话语 优势”的辩证“转化”，也应当从二者之间的“共存、斗争、融合”入手，积极创造转化的“条件”，推动转化的演进、完成。 二、基于唯物史观的审视 : “经济优势”“话语优 势”及其辩证转化

( 一) 经济优势是话语优势的“归根到底”基础

从唯物史观来看，经济优势是话语优势的“归根到底”基础。“话语优势”本质上是“话语权”的外在 体现，而“话语权”实质上是一种特定的权力或权利。从“权力”或“权利”的来源来看，它是一定经济关系 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 式等等” 。可见，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生 成了各种权力或权利关系。由此推之，“话语优势”作为“话语权力”或“话语权利”的体现，也是由特定经济关系所派生出来的。因此，具有经济优势的国家，事实上已经具备了“话语优势”的物质基础。 具体而言，经济优势是话语优势的“归根到底”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话语优势”不是纯粹主观的事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 。所以，作为“话语权利”体现形式的“话语优势”，必定不能只从“主观”角度来理解，其具有客观的“物质基础”。第二，“话语优势”的物质基础“归根到底”是经济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即“经济优势”。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 : “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可见，要理解“话语优势”这种“话语的权力”，只能从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着手，只有在经济交往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为话语权的获得奠定基础。第三，尽管经济优势是话语优势的“归根到底”基础，但是“话语优势”的获得还存在其他前提“条件”。对于“历史过程”来说，恩格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即“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他把“阶级斗争”“上层建筑”等因素也纳入了历史过程的决定或影响因素范畴。与此相似，“话语优势”的获得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存在着其他前提条件，比如 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其是否具备“话语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 二 ) “话语优势”的生成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经济优势是话语优势的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话语优势”的生成过程也有着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 年10 月27 日》中认为，权力“追求尽可能多的 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利自己的运动” ，这 就是“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作为“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优势，它的生成过程也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具有自身特有的生成、发展规律。具体来说，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 一，“话语优势”与“经济优势”的生成过程不是完全同步的，甚至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国 际社会具有“经济优势”的国家，其未必具有相应的“话语优势”。例如，由于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 存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上 占据优势，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仍缺乏“话语优势”。 其二，“话语优势”的生成过程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话语优势”的生成， 既存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因素，又存在国际交往规则方面的因素，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一 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话语优势”，离不开对历史上 过去话语优势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也具有历史继承性。于是，这成为了“话语优势”相对独立性的重要 体现。其三，“话语优势”对“经济优势”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恩格斯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 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 可见， 作为“国家话语权力”的体现，“话语优势”可以反作用 于“经济优势”，维持和巩固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经济优势”，这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营造自身“话语优势”的缘由所在。

 ( 三) 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需要“条件”

既然经济优势是话语优势的“归根到底”基础， “话语优势”的生成过程具有相对独立性，那么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呢? 需要“条件”。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条件”具有多维性和系统性，正如恩格斯所说 : “运动的转移当然只是在所有各种条件齐备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如果缺少一个条件，那末在这个条件产生以前，转移是不会发生的。” 可见，要促成“转化”，必须满足多方面的“条件”。 具体而言，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条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经济优势推动下，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增强;二是在国家外交战略推动下，国际交往规则的改变; 三是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下，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中，一个国家在经济优势推动下，增强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是最为重要的转化条件。原因在于，“话语优势”说到底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获得，其基础当然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是，“口袋里有钞票” 并不能确保你就能“说话有人听”。2018 年“中美贸易战”中的“芯片”争端，就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单从中国的对美贸易来看，它是占有优势的;但是部分手机企业的“芯片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 “部分失语”。所以，科技发展无疑是“经济优势”转 化为“话语优势”的战略推动力。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复兴，更重要的是 “科技复兴”。这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实力， 推动“经济权”升华为“话语权” ; 进一步扩大科技交 流，推动“经济共识”凝练为“话语共识” ; 积极构筑科技平台，推动“经济规则”重构为“话语规则”。

 三、“科技复兴”是“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战略条件

 ( 一) 何为“科技复兴”

如何促成“经济优势”向“话语优势”的辩证转化，尽管路径多样，但是“科技复兴”具有尤为突出的 战略价值。“科技复兴”应当如何界定? 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科技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习近平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从内涵上来讲，“科技 复兴”涵盖着科技实力的极大增强和创新能力的飞跃性提升。1840 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百年间，中国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其根本原因，无疑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迟缓与水平落后。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必然是“科技复兴”。 其次，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和核心科技的突破，是“科 技复兴”的主要特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 :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的确如此，科技进步是推动历史车轮 前进的强大动力，而中华民族要实现科学技术的历史 性复兴，必须要实现主要科技领域核心科技的突破， 由此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这是“复兴”的标志性特 征之一。再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 “科技复兴”的基本路径。习近平说 :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仅是目标，也是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科技强国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科技复 兴”的实践过程。 那么，在构建“国际话语优势”，推动中国“经济优势”向“话语优势”转化的过程中，“科技复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理应是“战略条件”的角色。这一角色的确立，根本原因是科技复兴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的重要杠杆作用，而直接原因则是在当代复杂国际 形势中，“赢得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就此而言， “科技复兴”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复兴进程”，即科技实力复兴、科技交流复兴和科技平台复兴。

 ( 二) 科技实力复兴 : “经济权”升华为“话语权”的战略条件

 “经济权”不等于“话语权”。何为“经济权” ? 在 国际经济交往中，它是指由国家行使的，对经济资源 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力。在这一语境下， “话语权”则是指国家以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对其他 国家或国际组织产生的“影响力”。就此而言，能够 支配经济资源，并不等同于可以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 的影响力。原因在于，每一个大国都拥有庞大的经济 资源体系，一个国家要将自身的“经济权”转化为与 另一个国家经济交往中的“话语权”，必须实现“经济 权”上的“对等”。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对等” 状态呢? 不在于掌握经济资源的数量多寡，而在于掌握经济资源的质量高低。在当代国际竞争中，掌握 “高质量”的经济资源，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邓小平说 : “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可见，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是排位第一的经济资源。要提升经济资源的质量，从而推动“经济权”升华为“话语权”， 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增强国家科技实力。那么，增强 国家科技实力的关键点在哪里? 在于“核心科技的突破”。马克思曾认为，机器是“工业革命的起点” 。 由此可见，作为当时科学技术的物质载体，“机器”成为工业革命“核心科技”的标志物。同样，在当代，“芯片、半导体设备、航空发动机等技术”成为赢得国际竞争所必须掌握的“核心科技”。只有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措施，增强中国的科技实力，才能推动国 家“经济权”升华为“话语权”，在国际交往与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 三) 科技交流复兴 : “经济共识”凝练为“话语共识”的战略条件

作为“科技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技交流”的加强可以推动“经济共识”凝练为“话语共识”。何 为“经济共识”和“话语共识” ? 首先必须理解“共识” 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 “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 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 因为这不仅仅是单个人的意识， 而是同整个社会联系着的单个人的意识) ，关于人们 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共识”概念，它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 人们的共同意识。在这里，“关系”概念在“共识”概 念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共识”是基于“经济关系”的人们的共同意识，而“话语共识”是基于“话语关系”的人们的共同意识。 那么，如何跨越从“经济关系”到“话语关系”的鸿沟， 推动“经济共识”凝练为“话语共识”呢? 在笔者看来，这需要“媒介”。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科技议题”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话题，既关乎“经济”，也关乎“话语”。所以，“科技交 流”可以成为连接“经济关系”与“话语关系”的媒介， 进而推动国际社会的“经济共识”凝练为“话语共 识”。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科技交流”中掌握“核心科技”，占据世界科技制高点的国家往往手握“话语 权”，可以引领“话语共识”的达成; 另一方面，具有 “技术引进”需求的国家也会积极参与到“科技交流” 中来，从而与其他国家进行“话语交流”，从而推动 “话语共识”的达成。总之，要推动“经济共识”凝练 为“话语共识”，必须加强和扩大科技交流。

( 四) 科技平台复兴 : “经济规则”重构为“话语规则”的战略条件

 在当代国际竞争中，“规则”与“优势”不可分割。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一旦掌握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那么它在这一“规则”下的国际竞争中必然占据“优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 : “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旧的国际交往和竞争规 则事实上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大部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因而始终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显著优势地位。 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水平的快速提升，逐步参与到“经济规则”的 制定中来，从而有可能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 济规则”的垄断。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经济规则”重构为“话语规则” ?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积极寻找更新已有国家间经济政治交往规则的契机，不断推动规则的修订与完善。在笔者看来，有意识地搭建更多“科技平台”，可以创造出推动“经济规则”重构 为“话语规则”的宝贵契机。首先，构建国际科技信 息共享平台，可以以“科技信息”的传播为抓手，由国家间“科技对话规则”的重构带动国家间“政治对话规则”的重构;其次，构建国际科技成果转让平台，可以以“成果转让”为抓手，由国家间科技交往秩序的改变逐步推动国家间政治交往秩序的改变; 再次，构建国际科技风险治理平台，可以以“科技风险治理”为抓手，重构国际合作的经济机制、政治机制、文化机制、社会机制与生态机制，实现“经济规则”向“话语规则”的转化。

四、“科技复兴”的多维实现策略

( 一) 推进“核心科技突破”，复兴科学技术实力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科技复兴”，必须构建“多维策略”。其中，复兴科学技术实力的关键策略是推进“核心科技突破”。什么是“核心科技” ? 从中国古人的视角来看，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为代表的“四大发明”，就是其“核心科技”。这些“核心科技”铸就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古代历史，每一件发明都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造纸术”造就了“书写的革命”，变革了人类的书写材料 ; “指南针”升级了人类的航海技术，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 ; “火药”加速了 “暴力革命”的进程，用军事手段推动了历史进步的车 轮 ;“印刷术”优化了各个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方式，使得“思想的传播”更为便捷、畅通。 从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来看，“电气化”是20 世纪“核心科技”的代表之一，只有实现了这一领域的“突破”，才能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说 : “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 业打下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当代视角来看，“核心科技突破”已成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物质支撑。谁拥有了独树一帜的“核心科技”，他就不仅在这一领域本身，还在其辐射领域 ( 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 拥有了话语权。例如，在“大飞机”领域，由于 C919 的研制成功， 中国极大地降低了航空业对波音、空客等西方飞机制造公司的依赖，其在国际航空经济竞争、国际航空技术谈判、国际航空文化交往、国际航空风险治理、国际空域生态保护等领域的话语权也大幅增强。那么，应如何推进“核心科技突破”呢? 一是夯实基础科学的研究，多出原创性成果。基础科学研究是“人类科技 大厦”的基座，对应用科学具有本原性的指导功能，因此，基础科学原创性成果的大量生成，是“核心科技突 破”的原始支撑力。二是加速应用科学的发展。应用科学与人类物质生产的联系较基础科学更为紧密，所以，加速应用科学的发展可以直接推动科学技术实力的增强，服务生产与生活。三是以科技成果的顺畅转化反过来助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出口”，如果我们能够让科技成果 的转化更为顺畅、便利，那么通过“反馈调节机制”的作用，科技创新的动力将更为强劲。

 ( 二) 扩大“对外科技开放”，复兴科学技术交流

复兴科学技术交流的关键策略，是扩大“对外科技开放”。中国古代有着相当长的“对外开放史”，以唐代为例，其造纸工艺和纺织工艺途经阿拉伯传播至 西亚和欧洲，而绿宝石、胡椒等产品则反向传播至中国。“对外开放”增强了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活力， 加速了其科技水平的进步。在谈到“开放”问题时， 习近平曾指出 : “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 对于“对 外科技开放”而言，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科技领域的“开放”是有“阵痛期”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 面，是科学技术对内引进中的“阵痛期”。原因在于， 国内企业不能躺在从国外引进的现成技术上“睡大 觉”，要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必须“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内生出自己的“核心技术”。这个过程是 相当曲折、艰辛的，是一种“阵痛”。另一方面，是科 学技术对外输出过程中的“阵痛期”。由于国外的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与国内存在差异，因而在国内已获 成熟应用的技术，到了国外也常常出现“水土不服” 的状况。这需要科技工作者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 件，在现有国内技术的基础上，积极研发能满足国外 需求的技术或产品，从而打开国外技术市场或产品市 场，为“中国技术”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无疑，“适应 国外水土”的技术研发过程也是十分艰辛的，也会经历“阵痛期”。例如，在中国高铁的境外技术输出中， 国外的电压、铁轨规格、信号标准等要素往往与国内存在差异，因而需要高铁企业根据这些实际情况去开 展相应的研发工作，从而创造出“适销对路”的技术 和产品。 尽管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具有“阵痛期”，但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才能“换来新生”。因此，我们既要加强科学技术的对外交流工作，在自身的“短板”领域及 时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并在自身的“长板”领域积极开展技术对外输出;又要注重科技交流基础上的创新 性研究，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中国的国际交往赢得“话语权”。

 ( 三) 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复兴科学技术平台

 要搭建国际化科学技术平台，其关键策略是参与 “全球科技治理”。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全球科技 治理”的说法，但却有着较好的科学技术平台。以宋代为例，很多手工业作坊由于是直接为皇家提供产品，所以建造规模巨大，并且分工复杂。同时，“宋代沿用唐代分科教育制，把一些学科置于业务部门的直 接领导下，实行边学习边实践的教育方式，培养出很多知名学者，如制作‘新浑仪’的司天监学生张思训 等。宋代重视嘉奖科技方面的发明者、管理者和专业 人才，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有力地促进了科技进步”。那么，在当代，如何复兴科学技术平台，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呢? 对此，习近平指出 : “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 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合作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 科技创新联盟和科技创新基地……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 由此可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主导世界“大科学”研究。当今时代的“大科学”研究，具有投入经费高、涉及学科多、试验设备贵、 预期目标大等特点。于是，“国际协同”便成为开展 “大科学”研究的通用模式。中国应积极争取“大科 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协同”中占据核心地 位，如此才能将自身的“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避免国际竞争中的“失语”状态。其二，与其他国家协同构建科学技术基地。“科技治理”必须要有可用的实践平台，而多国共建科学技术基地，便是“科技善治”的良好开端。如前所述，可以从科技信息共享平台、科技成果转让平台、科技风险治理平台着手， 多国共同开展相应的基地建设，从而协同推动各参与国的科技水平提升。其三，积极参与世界“科技治理 规则”的优化、完善。“治理规则”的不断完善，是“治理行为”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的必要措施，因此，中国理应争取在该领域拥有一定话语权，提出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总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当积极推进中华民族的“科技复兴”，让中国当前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优势”。

（作者：莫凡，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