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政府军队均远处大西南，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沦陷区进行接收，这便给了身处沦陷区的各色“先头部队”以可乘之机。他们捷足先登，在收复区内如上海、北平、天津等几个大城市，迅速掀起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他们分别被人们称为“土行孙”、“穿山甲”和“变色龙”。

“土行孙”，是指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地下工作者”。日本投降后，这些人便纷纷“钻出地面”，成立各种名目的单位，接收敌伪财产。由于国民党时期各部门互不统属，这批隶属于不同系统的“土行孙”们便各行其是，自立山头。仅上海一地在短短几天内，竟然出现了4家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而北平则冒出了8个市党部。这些“土行孙”们明争暗抢，无所不为。上海余庆路88号伪苏浙皖三省税务局局长劭士军的一座华丽住宅，被吴绍澍等人占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据伪南京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金雄白回忆：当时只要是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员沾亲带故的人，常常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自认为中统，也有人自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身份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低。所有汪伪政权中的人，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只要有人向他们示意，他们不是自动地以金条珠宝奉献，就是乖乖地让出自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家具用品。

“穿山甲”，是人们对日占城市外围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之类，由军统指挥或利用的游杂武装的戏称。他们虽然人员庞杂，但是有枪在手，接收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比如活动在花县、从化和粤北一带的中美合作别动军蔡春元支队、谢大傻支队闯进广州，一下子就端走了伪禁烟局的7万两烟土，接着又在金店银楼每人接收几件。在上海，根据戴笠的命令，从临安、台州、曹娥江地区冲进上海的忠义救国军阮清源总队、郭履洲总队、毛森总队，好比饿虎入市，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切财产，被他们一股脑儿接收下来，然后扩大战果，工厂、洋楼、银行、医院，样样都要。上海人惊呼“强盗坯来了”。

“变色龙”，是当时人们“赠予”蒋介石委任的各色“先遣军”的雅号（这些军队原是伪军，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军队远处大后方，为了和中共抢占失地，蒋便把各地的伪军改编成“国民党收复区先遣部队”）。在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原远东饭店，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经改编后，顷刻之间变成了守备军指挥部，原伪军将领邹平凡成了“武汉守备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二十一军军长”。不久，五化宾馆、扬子江饭店一一被“接收”。石家庄市最初的“接收”，就是从庞炳勋这条“变色龙”的“先遣军”开始的。石家庄市的伪市政府、道尹公署以及所属各单位，全部被庞炳勋“接收”。而该市伪准备银行金库里的9亿伪准备券，一下子就被他们“接收”去了5亿，贪婪之相毕露无遗。

针对国民党各派在大接收中的种种丑恶表演，收复区群众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正宗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飘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的‘地下工作者’，即‘土行孙’们）；地下钻出来的不如摇身一变的（即‘变色龙’一族）”。在重庆的正宗接收大员们到来之前，收复区的半壁江山已经被这群“土行孙”、“穿山甲”、“变色龙”们搅得乌烟瘴气。然而，这些仅仅是“接收”闹剧的开始。

为了接收沦陷区的敌伪财产，日军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于8月17日授意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决定10月下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正式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在整个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员贪赃枉法，肆意抢掠，把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事实上的“劫收”。这些正宗“接收大员”到达收复区后，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如同洪水猛兽，给收复区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人们愤怒地称他们是“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金条）、票子（现钞）、车子和婊子。

根据曾经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何汉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主要有四种情形。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的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如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政民派副官到上海，一下子就从伪储备银行里抢去大量伪币，价值黄金5万两以上。由于接收机构多如牛毛，往往出现“此封彼揭，封条重重”的情况，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产，几乎全被派有先遣人员的单位捷足先登，后来者则撕去先贴的封条，换上自己的，再派人看守，为此而引起的武装冲突不断；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然后再化公为私。日伪商统会所囤积的大量物资，在上海多为第三方面军占为己有，在武汉多为第四方面军和第六战区占有，在华南则由第三战区、第二方面军霸占。他们不约而同地拒不移交，等到不得不移交的时候，接收来的东西也大多所剩无几了；其三是“偷”，要么监守自盗，要么乘混乱之机，伙同外人直接盗窃。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占住一座仓库、一家报馆，从库存米面杂粮到印刷设备、新闻纸，统统盗尽卖绝。第十一战区派到河北的接收专员高挺秀则亲自出马，夜窃石家庄一家仓库白布5000匹，偏偏被警备副司令李文定碰上，捉贼捉赃，轰动一时；其四是“漏”，即日伪移交人员为了讨接收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现金或实物，使之堂而皇之地落入接收人员的私囊。天津烟草公司在建设路有数千平方米的仓库，十余亿法币库存被日伪移交人员漏报，之后全部进了接收者的腰包。

后来，人们又把接收大员们的贪污方法扩展总结为“八仙过海”，即抢、占、盗、偷、漏、吞、诈、咬。这里的“盗”和“偷”自成一体；“吞”和“漏”又是连带性作业，指接收大员对漏报财产的侵吞。至于“诈”，指的是讹诈勒逼。天津的民族工业家宋斐卿因抗拒索要，被诬为汉奸而遭拘押；“咬”则是指接收阵营内部的争夺。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怒斥军统抢夺本该海军接收的汪伪海军资产，CC系指责三青团染指文教单位的接收，三青团则控告战区“前进指挥所”干涉党团接收，“前指所”又责怪军统、中统、乱七八糟的别动队、先遣军以及谁也弄不清的地下市党部擅自接收。

接收大员们除了运用以上各种方法进行贪污外，还通过标卖等合法的方式进行贪污。由于标售和处理物资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并指定商家进行，因此给了接收官员以合法的机会，从中收受贿赂，贪污实物。如上海标售日人房屋2000多幢，基本上由接收时的占用者获得，所付只有标价的一半。

对于接收大员们在接收过程中的腐败情形，当时被派往北平任华北地区最高长官的李宗仁日后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八年抗战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古都，旦夕之间变成了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权的划分也无明确的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

一亿数千万沦陷区的人民痛心疾首，顿足捶胸！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这种接收还腐蚀了国民党的官僚队伍。3年后，面对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对部下沉痛地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讨论思考题：

1.抗战胜利后，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军事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为什么战后4年间，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就被广大人民所唾弃，并走向崩溃了呢？

2.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接收”为什么会变成疯狂的“劫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