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已经闻名遐逊。胡适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年轻的名教授胡适。蔡元培生于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干支纪年为丁卯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干支纪年为乙卯年；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干支纪年为辛卯年。按十二属相来说，他们三人都是属兔的，这就是胡适戏言的由来。中国人崇拜生辰属相，“三只兔子”之说便相传成诵。

蔡元培是北大改革的领导人物，陈独秀与胡适则是其行政上和学术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虽然当时的北大是他们共同的舞台，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步履不同，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同。蔡元培一生致力于革命教育事业，作为同盟会员，他在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要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进行全面教育培养一代“共和”新人。北大是蔡元培最后的舞台，1917年入主北大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兼容包并”、“思想自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各种思想潮流派竞相传播，使北大由声望欠佳的“官僚养成所”一跃成为当时的学术圣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进而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其在香港逝世后，中共中央致电，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陈独秀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毁誉参半。他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起了被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抓住时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可惜在国民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致毛泽东在“七大”上评价其“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只可惜“晚年颓唐，浩叹由衷”。

胡适早年，国难频仍，由于戊戌变法的破产、八国联军的侵略，促使热血青年出于民族自爱自强的愿望，积极寻找救国之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时风靡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以“适之”为字。胡适正是在北大这个舞台上走入人们的视野的。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曾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摘编自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黄山书社2008年版。

思考与讨论 ：

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