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副队长杨宗勤和会计严立士在座谈中讲了包产到组的四大好处：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真正能多劳多得。过去记“大概工”，干活不讲质量，你混我也混，每年劳动究竟能分多少，心里没有底，干着没有劲。现在包产到组，任务明确，种多少，收多少，卖给国家多少，自己能得多少，心里清清楚楚，大家有劲头、有奔头。二是队里有自主权好。过去这里没有水，硬叫种水稻，年年白费劲。现在包产到组，可以自己作主，我们这里的地肯长小麦、长高粱，就多种小麦和高粱，因地制宜，费劲较小，打的粮还多。三是工效高了。包产到了组，干好干坏同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谁肯不卖劲干！现在上地不用叫喊，两个人一天干的活，比过去一堆人几天干的活还多。集体活干完，还有时间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四是责任心强了，操心的人多了。“过去牲口糟踏庄稼，队长不说话没有人管，现在你试试……”会计的这句话还没说完，一位拖着小孙孙的老太太插话了，她指着村边的地说：“有我们哩！牲口要管，鸡鸭要管，小孩也要管，村边的庄稼，摸都不准他们摸一下。”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大包干是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它责任明确，比较简便易行，深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大包干使落后队发生巨变，而大批落后社队的飞跃变化，又使凤阳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大灾之后很少有人外流。从今年起，全县开始不再要国家的返销粮了。凤阳县的变化，使我们得到启示，就是在主要依靠牲畜耕作和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农民积极性高低是农业生产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基本劳动组织规模小一些，更能充分发挥人力、物力、地力的作用，显示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证明，劳动组织的形式和规模，不能千篇一律。那一种劳动组织形式最适合当地的情况，最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最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是最好的形式。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安徽省委以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按劳分配为中心内容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下达后，全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欢欣鼓舞。在贯彻“六条”的过程中，一些生产队根据群众意见，试行了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责任制。这个办法把生产队集体生产的成果和社员个人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了，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了。超产奖励，使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分配上直接表现出来，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资料来源：吴象、许仲英：《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安徽农村见闻》，《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4日，第2版。